像周總理那樣敢于“聽真話”

　　大型文獻記錄片《周恩來》中有這樣一個鏡頭：周恩來在大躍進后期到邯鄲伯延村去實地調(diào)查研究，發(fā)現(xiàn)農(nóng)村明明存在著嚴重的饑荒，卻無人敢說，他親自找農(nóng)民談話，其中有位叫張二延的老農(nóng)民不客氣地指著總理說：“再吃兩年大鍋飯，連你們也得餓死！”這時地委的一位同志在一邊打圓場說：“張二延是個落后分子！”周恩來當晚就把張二延的話電告毛主席，不久中央決定：解散農(nóng)村食堂。

　　這雖然是一件小事，卻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：敢于站出來說真話重要，而敢于聽逆耳忠言更重要。如果說敢于說真話需要一種勇氣，那么能允許別人講真話，則需要一種肚量。領(lǐng)導干部要想讓群眾講真話，首先自己要能聽真話。真話在哪里？真話就在群眾中。領(lǐng)導干部要想聽到真話，就要像周總理那樣真心當“聽眾”，善于當“聽眾”，對下級、對群眾的意見，不管是順耳的、逆耳的都洗耳恭聽，即使有些批評過激甚至是錯誤的，也要豁達大度，“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”，切勿聞過則怒，聞過則跳，要做到聞過則喜，聞過則省，這樣，就不愁聽不到真話，也不愁身邊沒有講真話的人。

　　然而，時至今日，我們黨內(nèi)仍有一些同志自覺不自覺地犯著不講真話、不報實情的毛病。這種壞毛病在今天越發(fā)清明的政治生活中雖然不能形成多少氣候，但它在一些地方和某些情況下仍然有一定市場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兩個：一個是出于已利私欲�；驗椴块T利益爭取好處，或為自己獵獲進取的政治資本，而不惜遮丑飾陋，甚至造假作秀，以贏得上級的好感好評；另一個是出于無奈無法。有的領(lǐng)導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嚴重，把個人的面子、形象看得比群眾的利益、呼聲重要，把真話視為“雜音”，是“不成熟”，兩腳喜歡入佳門，耳朵喜歡聽佳話，眼睛喜歡觀佳景。

　　于是乎，一些特別有“意識”的同志摸熟洞悉了這些領(lǐng)導的“脾氣”，盡管下面矛盾百出、問題成堆，對領(lǐng)導的來訪、上級的督查考察，只能來個敷衍應付，報成績滔滔不絕，談失誤一筆帶過。這也可以從中悟出一個道理，要使有勇有膽者敢說真情實話，要使弄虛作假者不敢造假說謊，就必須對癥下藥，治一治一些部門和同志自私勢利的頑癥，糾一糾一些領(lǐng)導者偏好獨鐘的毛病，切實解決好“愿不愿聽、會不會聽、能不能聽”的問題。

　　事實上，領(lǐng)導干部恪守立黨為公、執(zhí)政為民，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精神，忠誠于黨的事業(yè)，自覺以人民利益為重，敢于直言正諫。中國歷史上既有“直言動天下”之贊，也有“直言賈禍”之嘆，像唐人劉知幾所說“以直言見誅”。走進新的時代，領(lǐng)導干部要像周總理那樣敢于聽真話，就要虛懷若谷、寬宏大度，樂于聽真話、聞諍言，要有聞過則喜的雅量，善于從“真話”中汲取“養(yǎng)分”， 不能這只耳朵聽，那只耳朵出；同時，對慣于說謊造假者，要嚴肅批評教育，有的還要曝光亮相，要讓說謊造假者沒有好處可得、沒有油水可撈。

　　愿不愿聽，關(guān)鍵取決于態(tài)度；會不會聽，關(guān)鍵取決于方法；能不能聽，關(guān)鍵取決于落實。聽者像周總理那樣，有“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”的氣量，言者就會“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”，“實話實說”，樂于掏出心里話、說出真實事。如此，在我們黨內(nèi)就能營造出言路廣開、諫道暢通和講真話光榮、說假話可恥的良好政治氛圍，就能杜絕文過飾非、以說代干和虛景出政績、“數(shù)字”出干部等異常情況，就能構(gòu)建更加清明的政治生態(tài)，使黨和人民的事業(yè)更加興旺發(fā)達。